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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高应登被传至华严寺,满心忐忑。
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事,但高应登认为自己猜的八九不离十,又要挨骂了。
刘承宗对待下属格外宽仁,很少骂人,魏迁儿一个人基本上等于其他参将挨骂的总和,因为他嘴臭。
但高应登挨骂的次数,等于魏迁儿加上其他人挨骂之和,甚至还要再多一点儿。
这主要有俩原因。
主观上,元帅府的将领对刘承宗来说分为两种,一种是合作者和支持者,另一种是部下。
前者比如兄长刘承祖、曹耀,慕名来投的王文秀、杨耀,还要携本部人马合作的刘九思、罗汝才、李万庆、谢二虎。
后者则像任权儿、高应登、黄胜宵、巴桑、韩氏钟氏兄弟、歪梁子这种,被刘承宗提拔于微末之间,人生际遇的巨大转变,因他一言而决。
而客观上,元帅府这些刘承宗的正经部下,又很少有高应登这种又猛又楞的。
他是真能追人追进逃兵队,敌军叫阵单挑,他真敢拍马出战。
结果就是他前脚犯错,后脚就挨刘狮子骂,骂完了他改,刘狮子再在后边撵着夸。
良性循环。
到现在,这么多年,高应登早就习惯像个小兵一样站着,别管出了什么事,见大帅之前先把可能已经犯下的错误反思一遍再说。
直到他惴惴不安地绕着小山坡进了华严寺,还想着可能是最近围城军队军纪松懈的缘故,打定主意,进殿先认错,就不解释了。
随着围城旷日持久起来,西安府城外的元帅府围城军队的军纪,确实日渐松懈。
白天有军士下河捕鱼,城外关厢的茶馆、酒铺也开起来了,士兵摆摊做买卖的事也常有发生,甚至还逮了几个西安城守军翻墙出来赶大集的。
没办法,人的耐性有限,士兵不是机器,士气也没法上锁。
心情好的时候士气高,心情不好的时候士气低,都很正常。
任何军队围城超过一个月,士兵的精神状态都会朝着厌战发展。
军法压力之下,基层军官必须遏制士兵的厌战情绪,既要让一部分人累到没力气想东想西,还得让另一部分人想办法苦中作乐,维持战备状态。
而作为高应登这样的高级将领,他们控制的不是人,能控制的只有度。
他们既不能让士兵紧张到脱伍、营啸、哗变、反叛,同时也不能松懈到组织全无、不堪一击。
正因如此,顿兵坚城之下,才历来都是兵家大忌。
不过刘狮子并非不上阵的将领,并不认为军队围城带来的松懈,是军纪败坏的表现。
实际上,他认为自己在坚城之下,小两万人在平原上吃喝拉撒,比甘肃一座州城的人口还多。
没有人跑到居民区杀人越货、作女干犯科,士兵甚至还很会自娱自乐,摆摊做买卖或嬉戏娱乐,甚至喂鸡养羊、垦地屯田来保持士气。
这本就是军纪非常好、节制非常棒的表现。
参与围城的将领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功,就连高应登都不会挨骂。
见着刘承宗,高应登当场就要拜倒认错,却没料到刘狮子抬手就递来一页纸,开门见山道:“中军要编野战旅,你看看。”
高应登脑子像宕机了一样,愣在当场。
直到刘承宗纳闷这傻子怎么回事,又叫一声,他才反应过来,连忙接过编制表,扫眼一看,惊讶道:“四个营?”
“对,以你的大营为主,另设一个三千人的副总兵标营,一个两千人的游击营、一个两千人的援兵营。”
刘承宗看着高应登道:“你来做第一旅的总兵官。”
高应登这会儿已经明白,原来大元帅喊他过来,是要给他升官。
其实他最近也有所猜测,认为自己的职务会有变动。
毕竟三大营之一的魏迁儿大营覆灭,在元帅府是件大事。
魏迁儿在潼关卖命作战,葬送大营阻拦瘟疫,成为元帅府第一个汉人伯爵、也是第一个世袭指挥使,但那个大营是完蛋了。
张天琳也在消灭潼关瘟疫的事上收功,加上甘肃、陕西打满全场的硬仗旧功,成了潼关总兵。
中军三大营少了俩,高应登成为硕果仅存的嫡系部队,这对元帅府来说肯定不够。
所以那会高应登的猜测,是刘承宗会把他这个营拆了。
却没想到,他的营不但不拆,反而要直接以此为基础进行扩编,一次就扩三个营。
巨大的喜悦把高应登砸蒙了,手足无措地向刘承宗拜倒行礼,激动道:“大帅厚爱,卑职甘愿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!”
“可别赴汤蹈火,我一听这词就想当杨嘉谟。”
刘承宗笑着摆手,示意高应登先坐下,随后才道:“野战旅的使命,是驻防两府,同时还要能在战场上独力摧垮、击溃敌军三到四个营的兵力。”
“在此基础之上,就大营而言,我打算配属给你抬枪二百四十杆、重铳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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